防疫封控期间，团购涨价是合理的吗？

风灵

2022年年初以来，有不少城市特别是上海等特大都市因为防疫，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封控。封控期间，人们无法如平时那样出门购物，要维持生活必须，除了当地政府发放一部分物质外，主要依靠各种微信群组织的团购。团购虽然可解燃眉之急，但质量参差不齐，有的价格公道，有的则趁势涨价，甚至涨到了夸张的程度。

封控中因严厉管制导致成本增加的价格上涨，不属于本文要讨论的话题。我们关注的是故意提价谋取暴利的行为。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，这种行为不合法，确实也有被追究被处罚的案例。但有经济学者认为，只要是自愿的交易，团购涨价就是合理的，这与遭遇自然灾害后不应打击囤积居奇是一个道理。

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自然灾害后，通常不应打击囤积居奇卖高价的商家。这主要有两点理由：一、价格反映了当时的供求紧迫程度，愿意出高价的人，是表明了其需求最为迫切。价高者得，让最有需要的人得到短缺的物质，优化了资源配置，避免了无谓的浪费。二、高价同时向外界发出强烈信号，要求立即增加供给。既然有利可图，人们就会克服困难，生产和供应那些售价高涨的商品。这样，供求矛盾很快就能得到缓解，价格即会回落。

然而，封控与遭遇自然灾害之后，虽然都会面临物质短缺的状况，但这种相似之处只是表面现象。关键的区别在于，封控后的短缺局面是人为减少物质和人员流动而造成的。

如果是人为造成的短缺，前面合理化高价牟利行为的第一个理由即静态的理由仍然成立。价格可以在现有的供给情况下，优化资源配置，优先满足那些需求最为迫切的人。第二个理由即动态的理由则不成立，严格封控之下，价格的高涨并不会（至少不会明显地）增加供给，缓解物质短缺。

这是因为，封控下的高价是垄断的高价，而自然灾害之后的囤积居奇是竞争下的高价。可以看到，封控期间，从供给一方本身来看，并没有什么困难或问题，只是由于人员和交通的管制，除了少数获得特许的供应者之外，他人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，将商品送达终端的消费者。价格虽然可以发出要求增加供给的信号，但收到信号的人却没有手段去响应这种信号。这是一种行政力量支持的垄断经营，类似于进出口中的配额或战时的配给制度，本身就处于价格体系之外，或者说，其目的就是要动用价格之外的工具来调整供求。

在发生自然灾害时，或许需要高额利润刺激供应商，努力克服比如道路中断、停水停电等重重困难来提供物质，而封控中并没有这种需要。即使团长不愿意组织团购，京东、盒马等大型平台，线下的各大商超，只要有正常的利润，都非常愿意也有能力迅速提供大量的生活物质。当然，任何时候都有打破“封锁”“暗度陈仓”的个例，但在上海的现实中并非主流，我们也暂不考虑这种情况。

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：既然是人为造成的供应短缺，也就可以人为地加强或消除这种短缺。封控中，基层的执行者有一定的裁量权，可以决定哪些人哪些商品能进入社区，这就给设租寻租留下了空间。垄断暴利的存在，会激励获得暴利的人想方设法延续他的垄断地位。而有裁量权的基层人员，可能会被寻租者“捕获”，也可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自己参与垄断经营。

要避免这样的负面效应，必须坚持“不能从损害他人的行为中获利”的原则。封控给消费者造成了诸多不便，尤其损害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。消费者通过微信群团购购物，不能视为正常的自愿交易。因此，实施封控措施的人不应从中获利。否则，即使没有必要，封控或管制的状态也可能会延续乃至强化。具体的措施包括：一是政府要主动为禁足家中的民众免费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；二是要将团购等经营行为中的高额垄断利润作为非法处理。

综上分析，封控下谋取暴利的高价团购虽然能在供给短缺时优化资源配置，但却有人为制造和维持短缺的严重弊端，因此不能认为是合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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